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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广州5月25日电 题：广交会证明开放公平的自由贸易是大势所趋

　　——专访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宝剑

　　中新社记者 郭军

　　广东省档案馆日前首次公布了一批广交会创办初期档案。这批档案记录了百废待兴的中国通过广交会突破西方封锁、建立起与世界沟通桥梁的艰辛过程，也是新中国打破贸易封锁，努力发展对外交往的重要见证。在当前全球贸易战加剧背景下，广交会继续成功举办，充分证明自由贸易的强大生命力。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宝剑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就相关话题展开探讨。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这批广交会创办初期的档案，透露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怎样的对外交流交往信号？对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何启示？

　　谢宝剑：广交会创办初期档案是新中国在特殊历史时期主动融入世界的“破冰”见证。

　　1956年前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严苛的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创办广交会正是打破封锁、开拓国际市场的关键举措。原中国对外贸易部1957年3月4日下发的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同意四月份举办出口商品交易会》清楚表明，广交会从诞生之初就承担起“展示新中国形象、发展对外贸易”的双重使命。周恩来总理亲自将展会简称定为“广交会”，并推动从临时展览到固定展馆的跨越，体现了国家层面着力开拓对外贸易的坚定决心。

　　档案中多次提到“重合同、守信用”“重质先于重量”等原则，这是新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树立信誉的核心。这种对诚信的坚守，不仅让广交会成为国际采购商信赖的平台，更向世界传递了新中国“讲信修睦”的外交理念。对当下而言，这种精神启示我们：无论是“一带一路”建设还是参与全球治理，诚信与质量始终是赢得国际合作的基石。

　　如今，广交会已成为新时代中国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精神火炬，激励我们坚持以开放促发展，通过广交会、进博会等平台进一步深化国际合作，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同意四月份举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文件(1957年3月4日)。广东省档案馆 供图

　　中新社记者：广交会已成功举办137届，规模不断扩大，客商数量屡创新高。据您观察，60多年来，中国外贸环境经历了怎样的重大变化？

　　谢宝剑：广交会68年的发展历程，本质上是中国从“封闭型经济”向“全球开放型经济”转型的缩影。以改革开放和加入WTO为关键节点，中国贸易环境经历了三大阶段。

　　从首届广交会到1978年改革开放，可称为计划经济主导下的“窗口型贸易”。当时中国外汇储备仅1.67亿美元(1978年)，广交会承担着“出口创汇”的核心任务，展品以初级加工品为主，采购商主要来自社会主义国家。数据显示，1957-1965年广交会出口成交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7.81%。

　　从1979年到2012年可称为市场化改革驱动的“规模扩张期”。中国加入WTO后，外贸经营权放开，民营企业占比从不足5%提升至80%(2012年)，机电产品出口占比突破50%。广交会同步扩容，2007年首次设立进口展区，实现“卖全球”与“买全球”双向互动。

　　2013年至今是高质量发展导向的“结构优化期”。全球贸易冲突加剧、数字技术革命、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区域合作深化，推动中国贸易从“量”到“质”转型。高新技术企业在广交会参展企业中占比已超30%。

2025年4月15日，第137届广交会增设服务机器人专区，集中展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最新成果。图为一款四足机械狗吸引采购商。中新社记者 陈骥旻 摄

　　中新社记者：广交会、高交会等大型展会的成功经验，对大湾区建设以及对广东实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创新的制度环境有何助益？

　　谢宝剑：大型展会是大湾区建设的关键助推器。广交会每年吸引大量采购商和企业参与，为大湾区带来海量资金、技术和人才，有助于大湾区构建更完善的产业生态。

　　同时，广交会以“展贸+文旅”的创新融合模式，显著提升了“黄金内湾”的辐射能级，并在助力广东拓展共建“一带一路”市场、深化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广交会通过探索“展会+制度”联动机制，实现展会临时政策向常态化制度的有效转化。例如，展会期间推行的“展品通关便利化”“跨境支付创新”等临时政策，经过实践检验后被固化为长效制度。

　　广交会在长期发展中不断优化展会组织、交易规则，为各类企业提供平等参与机会，进一步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高交会、广交会积极践行“市场驱动型”规则创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构建了全新规则供给模式。这些创新为其他领域开放创新提供了制度范例，推动广东整体营商环境向国际高标准看齐。

2025年4月16日，境外采购商进入第137届广交会展馆。中新社记者 陈骥旻 摄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说广交会的发展历程，证明了开放公平的自由贸易是大势所趋？

　　谢宝剑：广交会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中国从“被动应对封锁”到“主动引领开放”的制度演进史，其核心启示在于：任何国家想要发展，必须融入全球分工体系。首届广交会在西方封锁的夹缝中诞生，其“以展促贸”的模式本质是以开放市场换取发展空间。如今，广交会从“出口创汇”的单一使命转向“进出口平衡”，标志着中国从“赚取外汇”迈向“全球资源配置”，以制度型开放回应保护主义逆流。

　　实践层面，广交会用市场逻辑验证了自由贸易的生命力。早期依赖代工产品的中国企业，通过广交会的技术溢出效应，逐步向创新驱动转型。同时，广交会参与推动全球价值链深度重构，数字贸易规则适应性亦显著增强。

　　广交会以技术迭代不可逆、市场融合不可逆、规则演进不可逆等三个“不可逆”印证了自由贸易的必然性。面向未来，广交会将加速构建“政策创新+产品升级+生态协同”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以更开放姿态、更精准服务，助推全球经贸合作，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

　　中新社记者：当前全球贸易战加剧的背景下，办好广交会有何特殊重要性？透过广交会，我们应如何进一步推动世界各国经贸往来，依托自由贸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谢宝剑：广交会的独特价值可概括为三大定位：全球化逆流中的“稳定锚”、规则重构期的“试验田”、技术革命的“策源地”。

　　作为“稳定锚”，广交会为全球企业提供了一条绕过保护主义壁垒的替代性交易通道。关税战阴霾下，本届广交会仍吸引219个国家和地区、超28万名境外采购商注册，展现了其抵御保护主义冲击的实际能力。同时，通过整合3.1万家参展企业供应链资源，广交会构建起“中国研发+区域制造”的抗风险网络。

　　作为“试验田”，广交会正探索数字贸易规则与标准输出的新路径。其首创的“线上匹配+线下成交”模式，大幅提升采购效率；区块链技术实现展品全生命周期溯源，与欧盟数字市场法案形成规则互认。这种“中国方案”为发展中国家参与数字治理提供了范例。

　　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广交会要进一步发挥作用，应持续优化贸易环境，降低贸易壁垒，并推广和深化其长期积累的众多促进贸易便利化经验及其它行之有效的做法。

　　我们还应借鉴广交会“市场驱动型”规则创新经验，积极参与制定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并透过广交会平台，加强与各国在贸易规则、标准等方面的交流与对话。(完)

　　受访者简介：

谢宝剑。受访者供图

　　谢宝剑，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长期从事港澳经济与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与自贸区研究。